川江，是長江上游宜賓至宜昌航段的慣稱，因主要位于四川境內而得名，依次流經今四川、重慶與湖北兩省一市，全程1020千米（一說1030千米）。以重慶為界，川江上段多稱“蜀江”，下段慣稱“峽江”，水勢險峻，曲折迂回，亂石橫江， 險灘林立，船只往來稍有不慎，即有沉沒之患。
運用中國傳統(tǒng)方法繪制川江輿圖古已有之，較著者如《蜀川盛概圖》《岷江圖說》等，但其圖繪內容多為展示沿途山水景致。晚清以來，為適應川江傳統(tǒng)木船航運業(yè)的發(fā)展，使得往來船主認明水徑，國人有關川江航道圖的編繪從無到有，逐漸增多，形成一項專門之學，這一時期多為傳統(tǒng)山水航道圖。伴隨著近代西方勢力從我國沿海向西部內陸地區(qū)的拓展，近代西方人對川江航道的地圖測繪開始進入實質階段，國人亦逐漸開始采用現(xiàn)代測繪技術勘測川江水道，并以此作為收回航權的技術前提。
晚清國人編繪的川江航道圖
嚴格來說，國人對川江航道進行較全面考察且繪成航道圖始于晚清，較為系統(tǒng)的川江航道圖志肇始于《峽江救生船志》，最早為水師新副中營光緒四年（1878年）刻本，后于光緒九年（1883年）再版。作者賀縉紳，湖南平江縣人。
《峽江救生船志》正文二卷二冊，附刻《行川必要》一冊，《峽江圖考》一冊，共四冊。白口，單魚尾，版面29厘米×17厘米，封面左上方用楷體豎題“峽江救生船志”，扉頁版心用篆書墨題“光緒丁丑仲秋水師副中營印刻”。書中不僅詳細記載了清代峽江救生船的制度源流、空間布局、管理方式、運營成效、紅船形制等各方面內容，還運用山水寫意手法繪制了宜昌虎牙灘到萬縣狐灘段345千米的川江航道形狀以及救生船、炮船設立的位置，詳細記錄了沿途礁石分布與險灘地名，全面展示了峽江導航、救生與標險等行江概要，圖文互證，非常珍貴。所附《峽江圖考》共68幅分圖，刻繪精細，刊工峭勁，是不可多得的三峽風景巨幅畫卷。
《峽江救生船志》（局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盡管《峽江救生船志》代表了晚清版刻川江航道圖的最佳水平，但其圖繪內容仍為片段，讓人無法盡窺川江全貌，書中對河道本身的描繪也有失簡略。光緒十五年（1889年），巴縣縣令國璋編纂《峽江圖考》一書，首次采用中國傳統(tǒng)山水寫意法繪制出了完整的川江宜渝段全程航道圖。
國璋編繪此書時， 正當19世紀末英商約翰·立德意欲駕駛“固陵”輪上溯川江，以強取長江上游內河航權。當時川督劉秉璋深恐川江開放后，外商侵奪木船生計，即派國璋與重慶知府一道，赴宜昌與立德交涉，嚴拒其入川。而國璋正是在川江行輪一事的刺激下編繪此圖的，意圖考察川江航道形勢，以備不時之需。就此書編繪的知識譜系看，國璋一方面參考前人著述，特別是針對《峽江救生船志》“詳南略北”的缺陷，增補了川江宜萬段北岸的內容；另一方面，他歷經多年努力，“行峽八次”，集腋成裘，聚沙成塔， 通過實地踏查，逐步增繪川江渝萬段險灘圖，最終完成了國人所繪首部川江宜渝段全程航道圖。
國璋編纂的《峽江圖考》（瞿塘關），西南大學圖書館藏
《峽江圖考》首版應用當時上海先進的石印技術印刷，圖繪內容更加貼近實際，一山一水、一礁一石都摹繪清晰，避免了版刻流傳過程中的變異，筆觸逼真，更加細致地再現(xiàn)了川江航道險灘林立的歷史畫面。此書封面題名“川行必讀峽江圖考”, 版面20厘米×25厘米，分上下兩冊，上冊扉頁用隸體書“峽江圖考”，扉頁后為“峽江圖考敘”；敘后是“宜昌至夔府水道程途”，分列沿途各重要城鎮(zhèn)、居民點、險灘的位置、水文和里程，其后為正文分圖，共53幅；其后又書“夔府至宜昌水道程途”，以便于檢閱。下冊封面與扉頁同上冊，內文開始是“夔府至重慶道程途”，其后為正文分圖，共44幅，其后為從尾至前的“重慶至夔府水道程途”。這便是所謂“上水則從冊首以逮尾，下水則從冊尾以達首，反復順逆，皆可瀏覽”。這種編纂體例適應了三峽行舟的特點，上水下水皆便于瀏覽，反復順逆各取所需，可謂別出心裁，在近代川江航道圖編繪史上具有獨特的地位。在構圖上，《峽江圖考》采用對景法描繪川江航道，改變了《峽江救生船志》單一的透視方法， 使得河道礁石相對，河岸兩分，更加直觀。
西方人測繪的川江航道圖
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西方列強逐步取得了漢口以下長江航線的內河航權，為進一步打開中國西部廣闊市場，西方勢力積極謀求在長江上游的通商特權。為服務川江行輪，掌握航道狀況, 1897—1898年，法國人蔡尚質對長江上游宜昌至屏山段航道進行測繪，并按1:25000的比例制成川江航道圖，名為《上江圖》。此書一冊共64幅圖，分圖可拼合，系套色石印對開本，圖廓40.5厘米×51.2厘米，1899年由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印制發(fā)行。
為編繪《上江圖》，蔡尚質先后兩次乘坐木船測繪川江航道。其中，前一次測繪沿航道兩岸低速航測，后一次則以較快航速在川江主航道進行測繪。測繪過程中，每隔4?5分鐘就確定一次船行位置，每隔4?6分鐘就確定一次航行方向，沿途還詳細測繪出長江上游50個城市的經緯度。以上述實測數(shù)據(jù)為制圖基底，《上江圖》詳細地標繪了長江上游宜昌到屏山航段地形特征、岸線走勢、航道水深，各圖均詳細標出經緯度與磁偏差，且采用中、法、英三種文字注記說明航程遠近，極為詳盡。圖例內容包括沙泥沙地、石丸石彈、低矮石壁、高削石壁、縣鎮(zhèn)村莊、寺廟高塔等，信息豐富、較為準確。
蔡尚質《上江圖》（宜昌府至屏山縣航道總圖）
蔡尚質《上江圖》（川江重慶段航道圖）
《上江圖》是目前所見第一次采用現(xiàn)代測繪技術而成的川江航道圖冊，也是近代西方人對長江上游進行實地踏查的寶貴資料，為近代川江行輪的興起提供了技術支撐。值得注意的是，此圖在當時國內除上海外極少有技術力量能印制出版，而土山灣印書館采用了先進的套色石印技術印刷。此圖不僅印制精美、裝幀考究，引得各國海軍爭相購買，還是當時土山灣印書館“漢學論叢”系列作品之一，因其貢獻較大，還獲得法國巴黎地理學獎與科學技術獎。比照晚清國人所繪《峽江救生船志》《峽江圖考》等川江傳統(tǒng)航道輿圖，此圖更富科學性與現(xiàn)代性。
在《上江圖》的基礎上，從1902年起，此后十余年間，法國海軍又多次對川江航道實施測繪， 并經海關副巡江司等進行修正，逐步成為一套更為成熟精細的《長江上游航道圖》。這套圖共計67幅，圖中詳細標繪川江航道8英尺（2.43米）等深線和沿岸礁石高程，在精度上比《上江圖》更為提高。出版后，隨即成為通用的川江航圖的標準文本，并被多次轉繪。
然而，《上江圖》與《長江上游航道圖》中都沒有詳細險灘礁石的圖說資料，是為缺憾。為進一步方便川江行輪，長江上游首任巡江工司英國人蒲蘭田著《川江航行指南》一書，1920年由上?？偠悇账驹靸蕴幨子〕霭?。書中內容根據(jù)著者多年積累之川江航道資料與行輪經驗，不僅詳述了川江宜渝段航行水程及險灘情況，還編繪了多幅航道圖以備參考。
蒲蘭田《川江航行指南》（揚子江宜渝段水道圖）
《川江航行指南》所繪川江航道圖共22幅，總圖1幅，分圖21幅?？倛D即“揚子江宜渝段水道圖”，圖中采用藍色填充川江航道，用暈滃法標識周邊等高線地勢，用英文依次標識沿途城鎮(zhèn)與險灘名稱，并用不同顏色符號標注各類信號設施具體位置與不同水位救生船分布變化，進而繪出宜渝段川江航道整體走向，較為全面地反映了當時川江航線的大致情形。各分圖則繪出川江分航段內水文變遷、險灘位置、信號設施以及行輪上、下水之具體航線，同時采用中英文對照的方式配以詳細險灘資料，精準可靠。
推陳出新
國人在傳統(tǒng)繪法的基礎上推陳出新，逐步采用西方現(xiàn)代測量技術測繪川江航道。1915年，川路公司經理劉聲元倡議川江鑿灘，以利本國輪運事業(yè)。同年冬，修浚宜渝險灘事務處在重慶成立，劉任首任處長。為早日完成川江鑿灘工程，事務處“選專門測繪人員，上下宜渝，窮探曲折”，編繪川江航道圖，即《峽江灘險志》。此書始編于1917年，由江津蒲宇寧總負責，1922年由劉聲元交北京裕源公司與和濟印書局合印成冊，自行付梓。
《峽江灘險志》（《峽江總圖》局部）
全書凡三卷，版面為31厘米×26厘米，比例尺為1:367000。在編繪體例上，仿《行川必要》之例，篇首冠以《峽江圖語釋》135則，然后是《峽江總圖》63幅與《峽江灘險分圖》40幅，且分圖有詳明比例尺和英文拼音標注。最后配以《宜渝河道全圖之圖例》和《宜渝水道縱斷面全圖》，并用文字分敘航道各灘險情況。各圖不僅詳盡標明了航段各程之枯水線、略測線、石盤、石梁、暗礁、崖峽、磧壩、沙泥、亂石、河流方向等，也詳細地標注了航道兩岸支流水溪、山脈山溝、城垣廟宇、街市場鎮(zhèn)、橋梁關卡的具體位置，較為全面地反映了峽江航道的地理形勢與險灘情況。整套圖冊結構相輔相成，圖文之間彼此印證?？梢哉f，此書不僅充分借鑒了近代西方測繪之技術優(yōu)勢，也保留了國人傳統(tǒng)航道圖編繪之精華，甚至在某些方面比近代西方測繪的川江航道圖更具實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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